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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統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理論探索

            2022-05-12  來源: 《河北學刊》 作者: 王鳳青

              摘 要

              全國抗戰爆發后,面對中日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錯綜復雜、多重疊加、互相交織、高度關聯導致的不確定、不穩定、不平衡、不可控等局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站在戰略全局,統攬各方,整體謀劃,有序著力,把與兩大矛盾有關的各種因素放到對立統一、相融相通、動態轉化的過程中進行思考,形成了關于統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一系列理論認識。這些理論認識主要有外敵當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階級矛盾要服從民族矛盾,但并不取消階級矛盾,而是把階級矛盾放到適當的位置,處理階級矛盾時不能妨礙民族抗戰的需要,處理民族矛盾時要照顧到中華民族底下各階級間的利益關系,目的是集中全民族所有抗日力量抗擊日本侵略。這些理論認識指導了復雜的抗戰實踐,推動了抗戰勝利的最終到來,對今天也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

              全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籌

              全國抗戰爆發后,隨著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國的政治形勢由以國共階級矛盾為主的國內戰爭轉向了以中日民族矛盾為主的全民族戰爭。而要推動抗戰順利進行,必須正確處理中日民族矛盾與以國共矛盾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國內階級矛盾的關系,這是爭取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基礎、前提、條件和保證。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把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聯系起來,準確把握抗戰對象的不同特點,綜合分析各種利弊因素,厘清相互之間的關系,整合各抗戰主體及相關政治力量,積極尋求有利于推動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最佳策略,形成了關于統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一系列理論認識,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爭取民族獨立、解放和自由,孜孜以求不斷進行探索與創新的寶貴精神品格,而且對于當下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凝聚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把解決民族矛盾放在首位,階級矛盾服從民族矛盾

              “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七七事變”爆發,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要求中國共產黨調整土地革命時期的方針政策以適應解決中日民族矛盾的需要。毛澤東指出,大敵當前,應當“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于團結抗日的總任務”,調整原則“是應當有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增強和擴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縮小”。這表明,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已認識到,必須把爭取民族解放與獨立放在首位,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要服從于爭取民族生存的需要。

              “九一八事變”后,為了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了建立“下層統一戰線”“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與“全民族的統一戰線”等設想。由于國民黨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把“剿共”放在了第一位,把抗日放在了第二位,致使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遲遲未能建立。國民黨是民國時期的執政黨,領導著200萬軍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如果它不能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戰,中國的抗戰很難順利進行。為了推動國民黨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主動作出了四項保證:“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解決中日民族矛盾的需要,為改變國內兩個政權敵對的狀態,團結一致共同抗日而作出的重大改變,其目的是為了換得實現民族解放、獨立和自由所需要的國內和平局面。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調整對國民黨的政策,推動了國共合作談判的步伐。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承認中國共產黨地位合法的公開談話,標志著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這意味著中國進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動力問題已初步解決,爭取民族抗戰勝利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根本保障。這是中國共產黨主動犧牲自己的階級利益取得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主要矛盾規定事物發展性質的科學認識。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這四項保證,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即使在國共矛盾最激烈的“皖南事變”時期也從未突破這個底線。

              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積極與國民黨軍隊合作抗戰。在1937年9月的太原會戰中,八路軍115師挺進平型關配合閻錫山的晉綏軍作戰,殲敵板垣師團1000多人,取得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10月13日至11月2日,忻口會戰爆發,八路軍與閻錫山、衛立煌等部隊密切配合,殲滅日軍2萬余人,是為全國抗戰開始后國共兩黨緊密配合取得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戰。1938年1月,徐州會戰爆發,八路軍總部向所屬部隊下達了破壞日軍交通線、斷絕日軍交通補給、打擊鉗制敵人的命令,晉察冀軍隊派遣各軍分區部隊開展游擊戰爭,129師挺進冀南地區支援國民黨抗戰。在武漢保衛戰期間,新四軍深入蘇南敵后打擊日軍,極大地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遲滯了日軍占領武漢的時間。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八路軍、新四軍積極開辟敵后戰場,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積極配合正面戰場,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軍事壓力。在戰略反攻階段,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先后發起反攻,有效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共同推動了抗戰勝利的到來。

              “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著,并沒有減少或消滅。”爭取抗戰勝利的需要使國內階級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使其在某一時期、某個階段、某些方面暫時表現得比較緩和,卻從未消失,只不過改變了其存在形式而已。秉持什么樣的原則處理國內階級矛盾尤其是與國民黨的階級矛盾,把國內階級斗爭尤其是與國民黨的斗爭限定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圍,等等,于中國共產黨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中國共產黨認為:“同各黨各派的政治斗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的勝利的問題,應該成為斗爭的中心。”這就是說,要正視階級矛盾的存在,但要使其服從和服務于民族解放、獨立和自由的需要,在階級矛盾激化、階級斗爭尖銳化可能破裂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情況下,要主動采取措施緩和階級矛盾,維護民族抗戰所需要的國共合作抗戰局面。

              1937年12月28日,朱德向各部隊發布訓令,指出為減少磨擦,鞏固國共團結,決定暫時“停止擴兵突擊”,幫助國民黨“擴大新的部隊”,“幫助其建立與健全其部隊的政治工作”,與國民黨軍隊“建立密切聯絡”。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政治報告時提出,停止在國民黨內“招收黨員組織支部的活動”。15日,張聞天在此次會上進一步指出:“在幫助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形式下進行工作”,“不在國民黨中發展共產黨”。大會據此通過的決議正式決定:“不在國民黨及其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并“以謙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態度,去親近國民黨同志和一切抗日黨派的同志”。中國共產黨主動采取措施消弭國共隔閡,使全國抗戰初期的國共關系呈現出良好態勢,推動了全民族抗戰的順利進行。

              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暫時放緩和侵華政策的局部調整,國民黨由積極抗戰、消極反共轉向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鉗制中國共產黨力量的企圖日漸明顯。若與國民黨針鋒相對,毫不妥協,很有可能“使(國民黨的)反共超過抗戰,而走向妥協”,造成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為了維護全民族團結抗戰局面,中國共產黨主動采取措施緩和國共矛盾。1939年2月初,王稼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一切都應該為了抗戰利益,因此與國民黨的“統一是主要的,斗爭是服從的”。他特別指出,在與國民黨進行斗爭時,“讓步是統一戰線政策中的成分之一,決不讓步是不對的,可以有原則的讓步與具體的讓步”。他還指出了讓步的具體時機,“凡具體讓步是以減少磨擦推進合作,則讓步之”;“凡有破裂危險時應該讓步”;“自動的讓步與被迫的讓步,著重自動的讓步”;“過早的讓步與過遲的讓步,要合時”;“公開的讓步與不公開的讓步,著重公開的讓步”;“讓步的積極作用與消極作用,應著重積極的作用”。6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各級黨部發出指示,要求與國民黨妥協行為進行斗爭時,“不應給民族統一戰線之破裂造成借口,這種統一戰線無論如何是須要鞏固和擴大的”。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強調指出,對于國民黨制造的磨擦,“必須給以堅決抵抗”,“但必須嚴格站在自衛立場上,決不能過此限度,給挑釁者以破裂統一戰線之口實”。8月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指出:“在斗爭上,我們要不失立場,但不爭名位與形式;我們要堅持原則,但方法要機動靈活,以求達到成功;我們要爭取時機,但不要操之過切,咄咄逼人。”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共之間的緊張關系,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

              1940年3月以后,國民黨頑固派將反共磨擦的重心移向了華中,加緊了對新四軍的限制封鎖,提出了長江以南新四軍移到長江以北、如不移動則以不服從命令為借口就地殲滅的無理要求。1941年1月初,在新四軍向長江以北轉移的過程中,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其番號,將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面對國民黨制造的“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中國共產黨經過慎重權衡,決定以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為重,以不破裂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底線,處理“皖南事變”善后事宜。19日,毛澤東和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并告劉少奇指出,對蔣介石制造的反共事變,“決定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蔣之陰謀,但暫時不提蔣名字”。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進一步指出:“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來電,正式提出以“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作為“皖南事變”善后的指導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立場并未改變”。7月7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表示堅決執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愿與中國國民黨及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人民團結到底,為抗戰建國的共同目標而奮斗”。劍拔弩張的國共關系得以緩和,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得以繼續維持。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國民黨趁勢進攻陜甘寧邊區,并大肆制造反共輿論,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堅持“對國民黨應極力避免大的軍事沖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的原則,避免發生國共內戰。7月4日和6日,朱德分別致電胡宗南、蔣介石指出:“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至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共產黨還發動“宣傳反擊”,通過輿論壓力迫使國民黨放棄進攻陜甘寧邊區的企圖。中共中央書記處為此向黨內發出通知,“先后動員當地輿論,并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攻勢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重視,外國記者紛紛質問張道藩,英美蘇各國大使警告國民黨不要發動內戰。蔣介石不得不命令胡宗南停止進攻邊區,下令撤退圍攻邊區的軍隊,他與胡宗南還復電朱德“聲明無意進攻”邊區。國共內戰得以避免,雙方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到了抗戰勝利的到來。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中間勢力和其他階級的關系時,同樣從有利于解決民族矛盾的需要出發,采取了緩和、爭取、聯合、團結等策略,使他們之間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及其背后的階級利益,服從于爭取民族解放、獨立和自由的需要。如沒收漢奸土地財產時,僅僅針對個別的罪惡昭著、罪大惡極的大漢奸,“絕不應沒收一切漢奸的土地財產”;減輕地主階級對于農民階級的壓迫剝削,但實施此政策應有一定限度,“不要把地主階級推到日寇方面去”。“采取各種方法在友軍(國民黨非嫡系)上下層中建立廣泛的同情聯系,推動其進步”;“擴大交朋友的工作,爭取二百萬友軍繼續抗戰”。“一切偽軍官長的土地概不沒收。如偽軍軍官全家逃亡,其土地可由政府暫時代管,不宣布沒收”;“對偽軍俘虜不分官兵與社會出身,原則上一概不殺。對我成見深放了又來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殺,即再捉再放的辦法比殺的辦法要好,效果要大”。依法保護友黨友軍友區軍官家屬的“人權政權與財權,努力進行爭取工作。僅僅對其中堅決反共的頑固分子,仍應領導群眾與之進行合法的正常斗爭,但原則仍是一打一拉”;聯合民主黨派共同抵制國民黨召開御用國會,主張召開黨派會議,等等。這些政策方針大大緩解了中國共產黨與這些階級、階層在土地革命時期形成的階級對立關系,有利于調動各方面抗戰積極性,有利于發展和壯大抗戰力量。

              二、不取消階級矛盾,把階級矛盾放到適當位置

              一般而言,主要矛盾規定了次要矛盾的性質和發展,但忽視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處理不好,也會影響主要矛盾的解決,導致事物的性質發生變化,甚至向著不利于解決主要矛盾的方向發展。因此,使階級矛盾服從和服務于解決民族矛盾的需要,并不是無視階級矛盾的存在,也不是要取消階級矛盾,而是將其放到適當的位置,通過各種策略手段的靈活運用,改變階級矛盾的存在方式和表現方式,緩和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把與階級矛盾有關的消極因素轉化成為推動抗戰順利進行的積極因素,達到實現爭取民族解放、獨立和自由的目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括了不同黨派、不同階級、不同團體、不同軍隊和不同民族,階級成分差異很大,除了抗日立場基本一致,階級利益訴求千差萬別,有的甚至截然對立。國共兩黨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政黨,它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迥然有別,甚至完全對立。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后,國民黨雖然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十分懼怕中共發展壯大危及自己的統治,千方百計采取措施削弱它的力量,導致雙方的沖突與對抗經常出現,有時甚至達到瀕臨破裂的程度。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等中間勢力在階級立場上亦存在根本性差異,它們之間在由誰來領導抗戰、以何種方式抗戰、抗戰勝利后中國走向何方等具體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即使都同意進行全民族抗戰,也有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的原則區別,有抗日程度的強弱之分和不同階段、不同時期的變化之別,因此“統一戰線內部又難免許多相互間的磨擦”。為了爭取抗戰勝利,當然不能破裂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必須正確對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矛盾,既不能無視它的存在,也不能采取過于激烈的舉措,而要把它放在有利于爭取實現民族解放、獨立和自由的地位進行統籌,否則,維護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一句空話,紙上談兵。中國共產黨吸取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時主動放棄領導權而導致大革命失敗、全面抗戰爆發以前“左”傾關門主義過于強調獨立自主導致的革命同盟者過少的教訓,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根據“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既統一又相對獨立的原則。

              第一,各黨派在組織上是獨立自主的。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但在此前提下,“必須密切地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這個基礎上面的統一戰線”,“離開了這個基礎,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戰線,這樣的合作就變成無原則的行動,就是投降主義的表現了”。12月22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共產黨雖然要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并不放棄我們自己的基本原則——黨的獨立性”。1938年2月,毛澤東與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指出,國共合作“是在一定綱領下的合作,是有原則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茍合與貌合”。10月14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抗日戰爭中,一切服從抗日戰爭的利益是確定的原則,階級斗爭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但“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他同時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有一定程度的伸縮性,如果認為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是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如果抹殺了這種相對的獨立性,那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

              第二,各黨派的地位是平等的。1938年2月2日,毛澤東在同《新中華報》記者其光談話時指出,“兩個主義(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和兩個黨(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時合法并存,對于中國人民和國家是有利或有害,應該根據活的、人所共知的事實來判斷,而不應該根據少數人的偏見和主觀愿望為決斷根據”,國民黨與共產黨不能同時合法并存的意見,“是毫無根據而且有害國家民族解放事業的意見”。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張聞天針對國民黨提出重新造“一個大黨”將其他黨派合并其中的設想指出:“企圖利用統一來取消別的黨派,實際上是造成分裂。”“皖南事變”后,在與各黨派協商處理事變善后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了這一原則。1941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給周恩來、董必武發出指示,就組織各黨派委員會問題提出七點要求,其中之一即為委員會必須“保證各黨派獨立性,不得干涉各黨派內部事情”。

              第三,各黨派應互助互讓。1937年12月21日,張聞天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各黨派不是互相抵消、互相削弱的關系,而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關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任何一方力量的削弱,都是減弱了反對日方的力量,各黨派在合作過程中,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是不足為奇的”,在某些爭取抗戰勝利的具體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在“意料中”,但對于具體問題的不同意見不應該妨礙爭取抗戰勝利的具體工作,應該服從抗日的基本利益,遇到問題時應“共同討論,共同協商”“互相諒解,互相讓步”,以求得不同意見的合理解決。1938年5月17日,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戰形勢和任務時再次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各黨派不是誰去削弱誰的力量,而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10月14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各黨之間應該互助互讓”。所謂互助,就是各黨派都要發展,都要鞏固,“任何一黨除了發展與鞏固自己之外,還應對友黨的發展與鞏固取贊助態度”;所謂互助,就是不互相傷害,互相規過。

              在既統一又相對獨立的原則下,中國共產黨對國內階級矛盾表現最為集中和最為明顯的國共關系進行了科學籌劃,確立了與國民黨“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但聯合是有原則的,讓步是有限度的,不會因無原則遷就國民黨而犧牲自身必要的權利,同時又把維護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不破裂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國抗戰爆發后,它一方面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一方面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不取消對于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斗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前進,只有使國民黨感覺到群眾對于自己的不滿與壓迫,才能推動它在各方面的徹底轉變”;一方面抵制國民黨拋出的“國民革命同盟會”“一個大黨”及“兩黨合并”等設想以消解中國共產黨獨立性的企圖,反對取消紅軍和陜甘寧等邊區,不放棄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一方面又主動提出,根據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精神,成立一種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在這個聯盟下,蔣介石為最高領袖,中國共產黨“將加入黨員之名單提交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以保證相互信任,各黨派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組織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級共同委員會,為執行共同綱領處理共同事務而努力。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維護國共合作和抗日統一戰線時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在更高層次上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具體體現。

              從1939年2月到1940年2月,國民黨提出了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發展的反動措施,狂妄叫囂“寧偽化,不赤化”“寧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動口號,并先后制造了博山、渾江、平江、確山等慘案。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黨發出指示,指出對國民黨制造的反共磨擦,“如逆來順受,則將來磨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應以冷靜而嚴正之態度對之”。2月初,王稼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與國民黨的磨擦進行斗爭時,“政策過左過右,都可以破壞統一戰線”,“只是讓步,結果我們政治上、組織上陣地會喪失,統一戰線沒有了,抗日就會失敗”;“斗爭過火,則日寇汪派利用統一戰線破裂,抗日同樣失敗”。他指出,在國民黨進行磨擦時,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或防御(拖延)或反攻,或讓步,或給以進攻(有守有攻,有進有退,有軟有硬)”。10月15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張聞天再次指出,對待頑固分子、動搖分子、妥協分子,要“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不怕進行必要的磨擦”;“不必要的磨擦不可有,必要的磨擦不可無”。他認為,磨擦來臨時,要注意軟硬的“分寸”,“有軟有硬,有退讓有進攻”,“軟到不喪失自己的立場,硬到不破壞統一”。11月5日,毛澤東強調指出:“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認識,認為國民黨是當權的政黨,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企圖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派聽它一黨的命令,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只能限制自身的發展,“是完全不應該的”。在這些認識和方針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有力回擊了國民黨故意制造的國共軍事磨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民黨的反共氣焰,同時也使其不敢無所顧忌、明目張膽推行反共活動,不敢公開分裂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使抗戰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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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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